那么，哪里出了错？
虽然他们的核心观点都很正确，但他们在策略和实践上差异极大。敬虔主义者、保守的行动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都认为“处境化”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而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却相信它是关键。敬虔主义者和保守的行动主义者不仅投共和党的票，而且质疑那些不支持共和党的人的属灵状况；同时，对抗文化主义者投票支持民主党，而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则各投一半。敬虔主义者和福音派关怀主义者特别喜欢关于教会如何成长的书籍，而另两群人则特别讨厌这些书。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强调社会公正，而另两群人把社会公正消极地视为社会福音，甚至是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敬虔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对改善文化极其悲观，而保守的行动主义者和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则对此充满希望，甚至在筹款时散发传单说他们能使世界变好。
如果从高空俯瞰，他们的主要观点似乎是互补的，为什么他们之间却不和谐？主要有以下深层次的原因。
1）他们看待自身有失偏颇。所有的分歧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其他派别的反应多过对文化的反应。他们本应该是面对世界来设立事工立场，但他们却是通过反对其他派别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们说“我们和其他那些基督徒不一样”，因此而夸大别人的偏颇，同时也就看不到自己的偏颇。
因为保守的行动主义者常常把强调社会公正视为等同于社会福音，所以他们很少为实现社会公正做实事。然而这引发的问题是，他们表现的太不关心、不认同边缘人群，以致他们为基督教世界观进入公众领域所付出的努力遭到公众的巨大抵制，舆论称呼他们为“神权统治”和“法西斯主义”。
敬虔主义者非常轻视处境化。他们很习惯老式的福音表述；但由于他们害怕花大量时间深入倾听文化，所以他们用福音来回答人们的问题时经常答非所问。实际上，处境化不是对人说他们想听的话，而是按照圣经来回答他们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他们想听的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害怕处境化经常导致这群人在他们最高理想——传福音上最缺乏效果，特别是当他们面对社会上不那么喜欢传统的人群时。
福音派关怀主义者轻视保守的行动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对信条、传统、圣礼的看重。他们强调敬拜只能是现代化的，可是令他们震惊的是，他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却渴望与他们非常不相称的古老的敬拜风格。
对抗文化主义者对其他三种途径也反应过头了。他们常将所有积极参与政治都评价为玩弄权术，是重复“基督教世界的错误”——想让世界变得像教会一样。废奴运动的确是一场政治运动，但那是玩弄权术吗？说教会绝对不可以试图改变文化确实是反应过激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中立地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崇拜着不同的对象，“文化”就是活出我们所真正崇拜的。我们只要在世界上工作和存活，只要不刻意把自己的信仰封闭起来与工作分开，就必然会影响文化。
2）对圣经整体脉络把握不足。唐纳德•卡森的新书《再探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1]检视基督徒历史上和当代对于文化的策略。在衡量所有这些模式之后，他发现每一个模式都过于简化——过于集中在一个重点上，同时屏蔽了其他途径的观点。他给出的诊断意见是每个途径都不够完全符合圣经。
圣经叙事的线索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敬虔主义者强调救赎但忽略在被造的物质世界发展文明的意义和重要性。保守的行动主义者预见到基督国度降临，但他们常显出一种必胜优越感，没有完全认真地理解圣经救赎乃是十字架的形状，要实现救赎非得通过服事、受苦、自我亏损不可。福音派关怀主义者有时候过于强调处境化，源于他们对人的本性看得过于乐观，这导致他们对人类文化当中的强硬和黑暗面有些无知。对抗文化主义者则对文化改良非常悲观，有时候他们悲观过了头，没有看到罪和恩典同时都在工作。信徒中存留有罪，意味着教会从来没有像正确信仰本该导致的那样好，那样独特；而在非信徒中的普遍恩典，意味着世界也从不像错误信仰本该导致的那样坏。所以，教会和世界的区别并没有对抗文化主义者强调的那么大。有些对抗文化主义者对于创造和普遍恩典的教义认识也很薄弱。
卡森总结道：上面每一种途径只表达了一个综合整体内的某个重点。因为一些基督徒生活在传统文化环境中的集权政府下，而另一些基督徒生活在民主、后现代文化中，他们的重点和策略难免不同。圣经关于信仰和文化的丰富教导，给每个时代和每个文化中的基督徒设计最适合自己所处情境的途径，提供了界限和自由。
3）未能充分理解我们当前的文化现实。将这几种途径像百纳衣一样一块一块简单拼合起来是不够的。它们都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面对当今两大文化现实。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欣然接受并“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 12:2）。
信仰的多元化是当前首要的文化现实特征。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当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那里；但罗马究其本质并不具备多元文化，因为公共生活的重要象征都一同指向异教多神。虽然罗马社会内部很多人（比如犹太人）并不信多神，但罗马的艺术、学术、政府和市民社会都建基在多神信仰之上。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社会都有一整套“官方的”广泛接受的宗教信仰（或反宗教信仰，例如在共产主义前苏联和中国）。然而，今天没有哪个群体认为自己的信仰象征性地反映出所有文化机构的立场。“广泛接受的”宗教信仰被严格地限制在私人空间内，远离公共生活。结果，所有人都觉得不高兴，都感觉他们的观点备受攻击。在美国，无神论者称：公众语言充斥着“我们信仰上帝”这样的语言，无神论者无法竞选高层的公共职位。而另一方面，美国基督徒又被告诫：他们不可以用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影响公共政策，因为那样就是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我们的文化相信：如果人们都把宗教信仰关在个人空间里面，在公众对话中只使用理性的辩论和声明，那么就能维持和平。
敬虔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在这点上都向当代文化投降。敬虔主义者十分忽视基督教世界观的理念，认为基督教信仰无论如何主要是关乎个人内心的问题。由于受僵死的欧洲国教的崩溃所困扰，对抗文化主义者坚持基督徒不应该试图按照教会的样式来改造世界。结果这两群人所做的正是主流文化想让他们做的：信仰和公共生活互不相干。基督徒成了一群“外国人”，讲着自己专属的语言，自言自语，自成一体，却放弃了用整个社会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讲明福音的责任，他们不仅没有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而且拒绝在文化中起到光和盐的作用。
语言的空洞化是第二个文化现实特征。当代文化怀疑（这是最好的情况）和否认（这是最坏的情况）话语、真理诉求和现实之间存在任何真实的联系。按照这个观点，“话语的意义只存在于发言的主观之中”，没有固定的参照点，所有一切只看你怎么解释罢了。公众在特定的伦理议题上，诸如干细胞研究、堕胎、同性恋等，大家看法纷扰不一。对此不能简单看待，这热闹的背后是一种深层次的怀疑，人们是否可能甚或是否愿意按照某种原则、真理和信仰来生活？如果说我们对事物的本性有什么共识，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在追逐权力，尤其是那些声称自己不追逐权力的人。
这首先意味着今天的个人一般不信任权威甚至敌视权威。虽然表面看来人人都“渴望交往”，但这种交往仅仅是平行维度的、支持性的关系；当需要付出昂贵代价时，人际关系很容易被抛弃。圣约关系（归属关系比个人幸福重要）被消费式的关系（个人的需要比彼此忠诚和互相信任更重要）代替了。现在，当人们描述婚姻和教会时，他们使用的都是消费术语，而不是圣约术语。
另一个意义是人们今天不再信任言语的劝说和保证。不知不觉中，现代政治（包括保守的政治）生态深受尼采式现实观的影响。政治家通过夸大别人的缺点和嘲讽对方来妖魔化对手。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激发社会下层的愤怒和苦毒。那种相信对话，开明思想的辩论，把对方看作“我尊敬的对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这种旧方式被嗤笑为天真。当然，尼采相信真理/语言是空洞的，而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权力，他的观点今天成为主流，不仅主导现代政治，而且也影响着机构的筹款行为和市民生活。
不同的福音派观点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文化现实呢？敬虔主义者和对抗文化主义者已经向多元主义缴械投降，而保守的行动主义者则不加掩饰地效法了世俗的权力政治。很多福音派的筹款信简直是妖魔化和受害者文字的完美范本，与对通过对话寻找真理完全绝望的后现代演讲如出一辙。同时，很多较老的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建立起一些巨型教会；虽然很吸引眼球，人群蜂拥而至，但他们的道路却是消费式的，缺乏社会责任感。那种强调会员委身、教会纪律、牧者权威的说法已通通过时了。虽然较新的福音派关怀主义者已经看到其中的危险，但很多人几乎不加过滤地接受后现代的主张，即：人不可能真确地认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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